近日，电影《第二十条》引发社会公众广泛关注。影片由发生在检察官韩明身上的三个故事串联而成，展现了韩明的内心成长，也从他的角度全面系统地呈现了从不敢适用、不愿适用到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维护公平正义的过程。对于这部电影，最高人民检察院也连发两篇影评，指出电影中的故事“是真真切切发生在我们百姓身边的事情，看似遥远，却时时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
本文评论将电影《第二十条》与1992年的《秋菊打官司》并置探讨，认为张艺谋从《秋菊打官司》中试图以秋菊的民告官一案把新颁布的行政诉讼法普及，这次则从“经验”式的案件处理和反思中实现对法治社会公平正义观的普及。同时也折射出电影为大众展现了法治社会建设过程中如何直面传统与现实的难题。
文 / 刘晓希
在中国，法律早期的高效推进不能不提荀况，他提出的“隆礼重法”的理念，在荀况的认识中，“礼”着重指道德规范以及对老百姓所进行的道德教育、道德感化等，而“法”的重要含义则是指“法律”“法治”“刑罚”等。这至少说明两点：在中国处理家规国法的问题上，伦理道德和法律法制，二者均未缺席，且在具体实践中，伦理道德和法律法制的效力往往是相当的，至少在潜意识里，前者不比后者弱。这在某种程度上令法律一方面呈现出世代相传、永不泯灭的民族个性，另一方面则在不断迈向公平正义的现代法治社会道路中面临新的课题。
电影《秋菊打官司》里，在秋菊“想要一个说法”的求真过程中，便遇到了来自人情社会的无形打压。秋菊最先找到村长王善堂本人要“说法”，接着，秋菊找到乡上李公安，李公安简单了解秋菊告状的原委后，知道对方是王善堂，都是“熟人”，李公安要求王善堂给秋菊一家应有的经济补偿，同时尽可能地维护了王善堂作为村长的“尊严”。在之后秋菊继续上告的过程中，丈夫万庆来试图阻止，理由是，再告下去，“旁人都觉得咱不好处人了”，也即，将会遭遇“群体认同”的危机。
综合来看，秋菊及其丈夫万庆来以及村长都需要“面子”，所以，秋菊不接受村长“施舍”一般的“和解”，但出于约定俗成的面子倾向性——“要顾及某人在特定社交群体内的荣誉地位及其影响力”，群体基本都认同给王善堂一个面子，这也是秋菊即便层层上诉，但每次都是维持原判的重要原因。
“隆礼重法”的张艺谋，在电影最后以万庆来的胸片显示肋骨挫伤为理由，令村长王善堂被警车带走，颜面扫地，但从法律角度完胜的秋菊因此就得到了情感上的满足了吗？显然没有。张艺谋以他擅长的晃动长镜头，追随刚出月子的秋菊，一路小跑穿过乡土树林，那一棵棵干枯的树苗就像人情社会中无处不在的无声又无措的审判者，面对秋菊迷惑的眼神，谁也给不出确切的解释。而在某种程度上讲，秋菊的迷惑，正是法制社会进程中试图挑战传统礼法关系的阵痛，它显示出现代法律所谓的“公平正义”和传统中国文化之间的不适应性，也可以看作是20世纪末中国法制化进程中一重困境的两个照面。
与群己关系相关的又一个儒家伦理原则是义利之辩，而义利关系的历史演变显然体现出道德的历史自觉和现代性困境，由于道德原则的绝对性与相对性是一种张力的存在，这便延申出了儒家价值哲学的权变观念，注重对具体境遇的分析，这在新世纪一系列涉及义利和权变关系的电影叙事中，得到反复伸张。
近期上映的电影《第二十条》中的韩明就是这样，韩明对见义勇为的公交司机张贵生持续扶持，但试图阻止他继续上诉，以求息事宁人；对郝秀萍和其女儿给予食宿帮助，却试图说服搭档吕玲玲放弃寻找证据，在“程序正义”的前提下，不得罪领导，也不违背以往的判案经验。
“权”又称为“时”，“时”在后来的儒家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与“权”一样，是对具体存在境遇的注重。回想电影中对韩明经历的讲述，大学毕业后，因为曾经的“坚持正义”而被囿于县城多年，事业上难有大的发展，好不容易挂职到市检察院，儿子还借读于重点高中，上司以“转正”为诱饵催促韩明快速结案，妻子以“家庭”为理由明示暗示韩明对工作得过且过。中年男人在家庭和事业的双重压力下，呈现出中国传统“故人莫贵乎生，莫乐乎安”的生存哲学，同时也实现了“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也”的自我调节。
然而，这其中也涉及一个关键词：程序正义。当韩明面对吕玲玲的灵魂拷问时，可以理直气壮怼回去的底气恰恰在于此。韩明以过去几年二十多个相似案例的法律程序和最终判案为参照，重申王永强和刘文经一案的无需争议，斥责吕玲玲一方面不给领导情面，另一方面也是一种自我矫情，而这背后的代价则是丢掉双方的前程，为了一个程序上似乎并没有过错的案件，这种在情和法之间的纠结有必要吗？显然，与西方的“程序正义”不同，“程序正义”在电影中的具体实践呈现为一种折衷主义，在具体的境遇下，它则成为韩明调节礼法关系的权变策略。
和电影《秋菊打官司》的单线叙事不同，电影《第二十条》一片援引了多个相似案例，并且电影叙事的展开也并非拘泥于一桩案件，影片中涉及公平正义的案件包括但不限于：儿子面对校园霸凌见义勇为，却得罪了教务处长，母亲支持儿子不道歉，并大打出手，被送进监狱拘留；公交司机看到调戏女孩儿的混混，勇敢站出，用消防栓砸对方头部，被判刑数年，出狱后不断上诉，遭遇车祸身亡；女儿和妻子都是残疾人的王永强受不了地方恶势力刘文经的一再屈辱，抽出剪刀致对方死亡，并在这些事件中不断通过旁白和闪回的方式交代作案背后的深层动机。显然，张艺谋是有着“普法”的宏大设想的，从《秋菊打官司》中试图以秋菊的民告官一案把新颁布的行政诉讼法普及了，张艺谋这次想从“经验”式的案件处理和反思中实现对法治社会公平正义观的普及。
从张艺谋的法治题材电影中，我们发现他的确用影像为我们展示了一些法治社会进程中的困境和完善过程，但我们也得承认，国产法治题材电影在平衡法律和道德，以及提高电影社会实践意义的效度问题上，仍有待更多的呈现与进步。
